2014年10月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是中国共产党历史上首次，以一种全会的形式提出国家法治方面的问题。大会上提议，依法治国的总体目标即为建设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法治体系和社会主义法治国家。随着依法治国理念深入人心，伴随着产生一些疑问。如：中国共产党作为中国唯一的执政党，是党大还是法大？党大如何体现依法治国，法大如何说明党领导一切。全面推进依法治国，为何在2014年才提出，之前中国没有法治吗？中国共产党在国内能否建立起完备的法治体系？这些问题看似简单，却直接反映出人民对中国法治建设的普世认知，所以回答以上问题，有利于巩固党执政地位的合法性，和对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具有深远影响。
一、党大还是法大
中国共产党是中国仅有的执政机构，是党大还是法大？这是个典型的中国共产党和中国法治建设关系的问题，但是个伪命题。习近平总书记曾说：“党和法的关系是一个非常核心的问题，处理得好，则法治、党兴、国家兴，处理得不好，则党衰、法治衰、国家衰。”宪法第五条规定，一切国家机关和政党都要遵守宪法法律，说明法律至上，这里说明为法大；在中国共产党党章中指出：党领导一切，这里又说明党大，这就产生了矛盾。这个问题，其实是政治和法治是不同层次的问题。从理论基础角度，法治是一种治理方法，它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治理国家的一种方法。法治是政治的工具，任何国家的执政党的意志都会进入法律中，进而来治理国家。在东方和西方均无区别，因此政治为体，法治为用。而且该问题混淆了概念，应该对比的是权大还是法大，中国共产党坚持共有制，坚持经济平等上的政治平等，而实现的最有效手段就是法治。比如中国先后修订个税法7次，把中国2018年之前的个税法，和2018年之后的个税法进行对比，可以得出通过提高起征点，保障低收入人群的利益（调整为每月5000元）；通过调整9000元至35000元部分的税率，保障中收入人群的利益，而在35000元以上的高收入人群没有改变仍高达45%。通过法治建设，解决不平等权力带来的贫富差距问题。
二、全面依法治国
中国共产党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利用资本并试图将资本发展带来的负面影响控制在最小程度的社会主义，而依法治国是最有效的手段，但全面推进依法治国，为何2014年才提出，之前我国没有法治吗？首先需要理解法治与法制的关系。法制社会中，法是公权力的工具，无法约束自己。凡是国家就有法制，早在奴隶社会和封建社会就可以建立法制国家，法制国家是公权力通过法律治理人民；而法治社会，刚好相反，法治国家是人民通过法律去约束公权力。自古统治者与人民的权力是不平等的，为约束这种不平等，需要建立法治国家，坚持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原则，反对专政、特权。同时法制与法治也存在联系，多数国家会经历从法制到法治的过程，因此法制是法治的基础，法治是法制的升华。
在理解法治与法制的关系基础上，本文整理了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共产党法治（法制）建设的重要历程，最早提出依法治国是在1997年9月12日十五次全国代表大会，而非2014年才提出。
从历史参照角度看，中国共产党70年来，一直修订完善中国法治体系。新中国刚建立，废除了“国民党的六法全书”，该法代表的是统治者治理人民的法律，而非真正的法治。1950年，从人民最关心的土地入手，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改革法》，解决了中国人民土地问题。从1950年到1997年，中国共产党一直摸索中国法治建设的道路，中间出现过坎坷，如“文化大革命”。通过47年的摸索，终于在1997年9月首次提出了依法治国，再经过17年的探索，2014年10月首次以全会的形式，全方位的提出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建设体系。从1950年到2014年，我们经历了什么？为何2014年之前就不能全面依法治国呢？
一个国家的法律是要符合本国实情，需要根据本国的文化、人民的意志来确定建立符合本国特色的法治社会和法治国家，而非从西方拿来主义。中国的法治建设任重道远，河北“豪横”女子闯红灯辱骂民警被拘留；火车上随意占座；高铁上外放视频、电动踏板车在禁止区域行过、不打灯，司机不戴头盔。2017年5月，郑州杨某因在电梯内劝阻段某抽烟，两人发生争执。十多分钟后，段某因突发心脏病死亡，杨某被起诉到法院。2021年3月，老人在超市拿鸡蛋被拦时猝死，家属索赔38万元等。
以上问题在中国不是个例，本质上是中国公民的自制能力不足，《十九大报告》指出：“社会文明水平尚需提高”。导致我国社会共治、法律支持。因此2014年才把全面依法治国提出，在2020年才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
三、中国共产党在国内能否建立起完备的法治体系
家族制度对中国影响较深。《中国哲学简史》，冯友兰指出：“中国的社会制度便是家族制度。在古代将社会关系归纳为君臣、父子、兄弟、夫妇、朋友这五种”中国社会家族观念太重，国家观念太轻，如2021年女法官拒“打招呼”，遭同乡报复杀害，说明中国把关系、人情看重，大于法律。这严重制约着中国法治建设。作为中国唯一的执政党，中国共产党是如何解决该问题。
此问题本质为人类的欲望。欲望正向的方面，驱使人类合作，成为理性人，建设共产主义社会，负向的方面让人类伤害，产生战争。纵观中西方历史，约束人类负向欲望，引导欲望往正向方面的方法是信仰，而非法律。法律体现了一个国家人民的意志，只有约束住本国人民负向欲望的法治，才是一个好的法治体系。
早期基督教作为西方的人的信仰，由上帝的信徒组成一个大家庭，代替小家庭，通过千年的演化，已经潜意识地影响着西方人民。在中国，长久以来没有产生坚定的信仰。导致中国人虽然勤劳，却具有贪婪、冷漠、怯懦。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一名干部有了坚定的理想信念，站位就高了，心胸就开拓了，就能坚持正确政治方向，做到风雨不动安如山”。马克思主义作为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的政治信仰。约束着中国共产党的负向欲望，引导着正向欲望，提高了党员的意志，从而建设一个符合中国人民正向欲望意志的中国法治体系。
中国共产党是中国执政党，它地位的合法性，党的执政能力直接影响着，中国是否可以生存。同时中国法治建设，作为中国共产党最有效的治国理政的方法，它的成败直接影响的中国的未来。本文运用理论基础、历史参照、中西对比的方法，通过解决党大还是法大，这个政治陷阱问题、为何2014年才提出依法治国问题、中国共产党是否能建设好中国法治3个问题，系统性地梳理了中国共产党与中国法治建设的关系。
得出，中国共产党与中国法治建设是相辅相成，中国共产党的意志，是中国人民的意志，只有要坚定中国共产党信仰，才能完成中国法治建设，同时中国的法治建设，赋予中国人民更多权力，从而加强了中国人民信仰。
（作者单位：华阳新材料科技集团有限公司 潘文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