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很长一段时间以来，西方形成了“文明优越论”和“西方中心论”。把“东方专制主义”等帝王史观、专制史观和“亚细亚生产方式”的小农停滞史观、封闭愚昧史观等一系列针对非西方文明的话语强加于中国人头上，使得中国人长期没有国际话语权，乃至于长期缺失国际贸易的定价权，文明转型和升华的政治代价与经济成本很高。
长期以来，我们被“专制与民主对立”“秩序与自由对立”“公共性与人权对立”“统治与被统治对立”“公平与效率对立”“古代与现代对立”“东方与西方对立”“宗教对抗”“阶级对抗”“意识形态对抗”等近代哲学的二元对立或对抗史观所左右，因而在对习近平文明思想和话语的研究中，我们就不断受到来自“文明冲突论”“历史虚无论”等思想的干扰和影响。
二元对立史观的知识架构，有三大缺失：一是缺失认知和发现文明创生与创世的生活方式和思维方式；二是缺失探索总结文明在传承与升华进程中的治理方式和生产方式；三是缺失探讨解释人类共同体的组建机制和财富模式、治理行为和发展经验、科技功能与经济运行、文化特征和衰败教训等复杂社会存续和可持续的重大问题。
尽管我们强调和合文化是中华文明延续至今的根本性机制，但由西方主导的强调二元对立史观的国际主流舆论根本不予认同，使得我们不得不处于“鸡同鸭讲”的困境中。本研究发现，文明思想和话语的构建需要克服把中共党史、新中国历史从5000年文明连续性中割裂出来的思想观念，更要克服把中国历史与世界文明史割裂开来的错误论调。
我们必须把100年与5000年从根本上连续起来：通俗点说就是，中国共产党不是从石头缝里蹦出来的，其公平正义的文明本性是5000年文明史客观进程的结果，也就是说，中共执政的文明性，是拥有5000年历史和与世界交流互鉴的深厚文明底蕴的。
我们希望本报告有利于塑造和展示中国共产党文明形象和角色：中华文明的传承者和维护者，文明复兴的发动者和治理人、世界文明的融合者和实干家，文明交流互鉴的受益者和倡导者，世界文明秩序的遵循者和创建者、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建设者和推动者。
中共是在中国与世界文明
交流互鉴的进程中诞生的
回顾100多年前陈独秀、李大钊等领导的新文化运动和五四运动前后，中国先进知识分子和仁人志士寻求救国图强真理，先后从西方引进科学民主思想、马克思主义，又从向第一个建立社会主义政权的苏联学习，到深化对马克思主义同本国实践相结合的认识，从而促进中国共产党的成立和中国道路的选择。
这是一次开天辟地的“文明交流互鉴”过程。当此之时，北大校长蔡元培“思想自由，兼容并包”的治校理念起到非常重要的作用。他聘请《新青年》主编陈独秀为文科学长，聘请李大钊、胡适、钱玄同、鲁迅等新派人物到北大任教，鼓励各种思想和思潮在北大舞台上百花齐放。可以说，没有当时北大校园里多元文化的文明交流互鉴，就谈不上同时发生的中国与世界的文明交流互鉴。
人类历史的发展，深化着我们对文明演进规律的认识，也彰显着文明交流互鉴的价值。随着全球化的发展，世界进入多元化、多层次交融发展的阶段，单一或简单的方式无法解决世界所面临的复杂问题。这些问题的解决，需要我们在总结人类文明发展历史经验的基础上，为构建人类全球化共同未来，提出新的世界观和方法论。
——赵德润《新时代 新起点 新征程 面向世界面向未来的文明宣言》
中共二大的文明话语解读
中国共产党从成立之初就开始建立与中华文明史本质上一致的文明思想。1922年7月16日至23日，中国共产党在上海南成路辅德里625号召开了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第一次完整制定了革命纲领，通过了《中国共产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宣言》。今天我们可以用文明话语做以下基本阐释：
面对中华文明的衰败不堪、贫富严重分化、社会严重不公、民族精神萎靡不振、丧失了独立发展的主权、深处于生存和发展的恶劣条件乃至于亡国灭种的暴力威胁下，中共要奋斗、要革命，要学习西方文明发展的经验，要坚守公平正义的这一文明根本性的价值原则，要吸收人类文明的思想成果和实践成效，要扫除人民解放和民族复兴的障碍，要克服文明转型和复兴的各种困难，不惜流血牺牲。
这是典型的“天下为公”“天下文明”的又一次文明纪元性的思想和话语开辟。
红军长征的世界文明史意义
1934年10月-1936年10月的红军长征，是世界历史上一个重大文明现象。至今80多年来，研究这个现象的绝大多数中外学者们都以“历史的奇迹”“精神的奇迹”来概括长征的人类文明史特征：
首先，红军长征创造了人类军事史上的奇迹，堪比世界历史上任何一次最伟大的军事战略转移或远征；
其次，红军长征创造了人类超越生存极限的奇迹，堪比世界历史上任何一次人群大规模迁徙所经历的艰苦卓绝；
再次，长征创造了人类政治史上的奇迹，堪比世界历史上任何一次政治成功所带来的国民发展机遇；
第四，长征创造了促进民族觉醒和发展的奇迹，堪比世界历史上任何国家面对民族危难时的文化自立能力；
第五，长征创造了再塑人类文明的奇迹，堪比世界历史上任何一次人类面对文明衰败危机所能达到的文明升华高度。
毛泽东总结道：“长征是宣言书，长征是宣传队，长征是播种机。长征是以我们胜利、敌人失败而告终。”
红军长征所创世界文明史的奇迹，为后来的中国政治经济文化的多个奇迹所不断证实，于是，有人得出一个结论：“如果奇迹有颜色，那么这种颜色就是中国红。”
文明安全战略思想：《论持久战》
毛泽东1938年5月26日至6月3日在延安抗日战争研究会上所做的讲演，是中共第一部文明安全战略思想的著作。
本论著的主题集群是：问题的提起；问题的根据；驳亡国论；“妥协还是抗战？腐败还是进步？”；“亡国论是不对的，速胜论也是不对的”；“为什么是持久战？”；持久战的三个阶段；犬牙交错的战争；为永久和平而战；能动性在战争中；战争和政治；抗日的政治动员；战争的目的；防御中的进攻，持久中的速决，内线中的外线；主动性，灵活性，计划性；运动战，游击战，阵地战；消耗战，歼灭战；乘敌之隙的可能性；抗日战争中的决战问题；兵民是胜利之本；结论等21部分120段。
这部著作在国际上影响很大，甚至被列为国民党军事将领的必读书，后来被翻译成20种语言。我们可以注意到，当时就有国际评论指出，《论持久战》的战略高度、策略深度和战术广度大大超过了卡尔·冯·克劳塞维茨的《战争论》思想。
文明复兴的开端：
“中国人民从此站起来了！”
这是毛泽东1949年9月21日在全国政协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上发表的著名讲话，这句话解释了中华文明史的民本传统和中华文明复兴的奋斗精神。
这就是说：中华民族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伟大复兴、中华文明再创盛世的伟大复兴、中国人民拥抱世界文明、中国人民重新追求幸福美好生活的文明愿景，这个伟大进程开始了！
在鸦片战争到1949年之前，中国的人均GDP增长几乎都在零上和零下徘徊，经常是负数，70余年后人均达到1万美元，近200倍。
为谁而文明：《为人民服务》
1944年9月8日，在为战士张思德举行的追悼大会上，毛泽东致悼词，从理论上深刻阐述了为人民服务的思想。其实质是对作为中华文明核心传统的民本思想的继承、发扬与升华。
民本思想，即文明传播与发展的主体是人民大众，也是共同富裕和天下大同的思想来源，而不是集团利益最大化。这个思想源远流长，肇始于夏商周时期，发展于春秋战国时期，定型于汉代，此后历朝历代虽有所演变，然而其主旨始终没有变化，主要表现为重民、为民、贵民、安民、恤民、爱民等等。在比较世界文明史的研究中，众多学者发现中华文明的特质具体为政治民本、经济民生、文化民心、生态民享，这是中华文明盛世不绝、持续至今的一个秘诀。
毛泽东之后的中共领导人坚持并不断发展“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思想：“领导就是服务”；“坚持执政为民”；“权为民所用、情为民所系、利为民所谋”；“我们任何时候都必须把人民利益放在第一位，把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作为一切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以人为本，以人民为纲”……
文明和合论思想：《矛盾论》
这是毛泽东思想的著名文献，1937年8月第一次在延安的抗日军事政治大学做过讲演，后来不断修改成熟，曾多次被西方学术界列入中国哲学课程必读书之一。
本论著从两种宇宙观、矛盾的普遍性、矛盾的特殊性、主要的矛盾和主要的矛盾方面、矛盾诸方面的同一性和斗争性、对抗在矛盾中的地位、结论等方面进行了思想方法论的全面论述。
毛泽东指出：事物的矛盾法则即对立统一的法则是唯物辩证法最根本的法则，事物发展的根本原因在于事物内部的矛盾性；矛盾存在于一切事物发展的过程中，贯穿于每一事物发展过程的始终；矛盾普遍性和矛盾特殊性的关系，就是矛盾共性和个性的关系；事物的性质主要是由取得支配地位的矛盾的主要方面规定的；在同一性中存在着斗争性，在特殊性中存在着普遍性，在个性中存在着共性。
本论著为有效解决为文明复兴而奋斗过程中的各种矛盾、冲突和严重不和谐的问题提供了思想方法论的指导，克服极端化、教条化的思想和工作方法，其本质意义在于对中华文明“和而不同”等和合论思想的继承、发扬和升华。
知行合一的文明思想：《实践论》
这是毛泽东思想的著名文献，于1937年7月撰写，曾在延安抗日军事政治大学做过讲演、重点是揭露看轻实践的严重教条化和主观化的思想倾向和工作作风。曾多次被西方学术界列入中国哲学课程必读书之一。
毛泽东论述了实践与认识的关系，指出真理的标准只能是社会的实践，实践的观点是辩证唯物论的认识论之第一和基本的观点。在实践中不断开辟认识真理的道路，达到主观和客观、理论和实践、知和行的具体的历史的统一，反对一切离开具体历史实践的错误思想。实践、认识、再实践、再认识，这种形式循环往复以至无穷，而实践和认识的每一循环的内容，都进到了比较高一级的程度。
众多研究者认为，知行合一是中国哲学的特有理论和文化传统，对中华文明的中央政治体制有积极影响，实际上是民本思想的政策方法论，不同于宗教认识论把形而上与形而下割裂或强制对立。
另有研究者认为，实践论与知行合一的精神是本质一致的，即认识事物的道理与实行其事，是密不可分的。知是指内心的觉知，对事物的认识，行是指人的实际行为，特别包含中央政体的法治效果和政策实效。
《实践论》所包含的中国哲学认识和实践的一致性命题，对于中国的改革开放有催化作用。1978年，《光明日报》发表《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开启了改革开放的思想大门。
文明治理论：《论十大关系》
毛泽东1956年4月25日在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的讲话，作为内部文件，表明了中共执政从政治统治发展到文明治理的阶段，1976年12月公开发表后为国内外所知晓，西方学术界普遍认为，这是中国由农业文明向工业文明转型升级的重要文献。
毛泽东指出：文明转型时期会出现很多问题，文明治理能力的获得需要有效处理好10个重大关系问题：一是重工业和轻工业、农业的关系；二是沿海工业和内地工业的关系；三是经济建设和国防建设的关系；四是国家、生产单位和生产者个人的关系；五是中央和地方的关系；六是汉族和少数民族的关系；七是党和非党的关系；八是革命和反革命的关系；九是是非关系；十是中国和外国的关系。
毛泽东认识到，有效处理十大关系的治理能力在于要以苏联经验教训为鉴戒，总结中国发展的经验教训，学习西方先进经验和技术，调动国内外一切积极因素，寻找到适合中国人的文明发展道路。
中华文明与中国共产党
2021年7月1日，中国科学院国家创新与发展战略研究会会长郑必坚新著《中华文明与中国共产党》正式出版。本书通过紧密联系中国共产党成长的历史，厘清中国共产党“从哪里来、到哪里去”的问题，深刻论述了中国共产党与中华民族文明传统的深厚关系。
香港中文大学（深圳）全球与当代中国高等研究院院长郑永年评价此书时说：
“这本书我尤其喜欢，因为它回答了一个非常重大的问题，这个问题也是习近平总书记在第二届‘读懂中国’国际会议上接见外方代表时提出来的：我们从哪里来？我们走向何方？中国到了今天，我无时无刻不醒自己，要有这样一种历史感。当时我也在场，听了这句话，很有感触。所以这几年，我也和郑必坚先生一样，思考这样一个问题：中国共产党与中国文明之间的关系，与中国文化之间的关系，与中国历史之间的关系。”
“尽管中国共产党的产生是当时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之下的一个产物，但是我觉得中国共产党，是我们自已文明的产物、文化的产物、历史的产物。我总是认为，凡是文明的オ是可持续的，正是因为中国共产党是文明、文化、历史的产物，所以是可持续的、生生不息的，永远向前发展。”
《论持久战》是抗日战争时期毛泽东最重要的军事论著。图为《论持久战》的不同版本。
2017年10月24日，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举行闭幕会。
1977年，农民们集体学习《人民日报》上的毛泽东文章《论十大关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