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改革开放至今，乡村经历了巨变，一是乡村从“一大二公”的旧体制中解脱，开始走向现代化；二是乡村治理尚未完成现代转型，同时遭遇着经济失调、乡规失范、人才外出等新困囿。基于城镇化水平的提升，一个集农村与城市、传统和现代元素于一身的新乡贤群体逐渐出现，并在乡村治理中扮演着尤为凸显的角色。由此，发掘新时代新乡贤群体赋能乡村治理成为新的现实任务。
关键词：新时代；新乡贤；乡村治理
在20世纪，乡村治理体制历经了两次变革。一次是人民公社体制的构建，一次是村民自治制度的建立，但城乡二元体制没能发生转变，契合现代化发展需求的乡村治理格局尚不完善。自2015年国家首提“乡贤文化”新概念以来，“新乡贤”“新乡贤文化”频繁出现于乡村治理的国家文件中，由此可见，推动新乡贤参与乡村治理极具内在价值。然而，进入新时代，乡村治理面临更多挑战。由此，本文试图剖析新时代乡村治理的现实困顿，努力提出新乡贤赋能乡村治理的实践进路。
一、新时代乡村治理的现实困顿
第一，乡村经济失调。建国后，城市汲取了大量农村资源，直到税改后才开始反哺农村，但乡村经济失调态势却难以扭转。第二，乡村乡规失范。在村庄内部场域，村规民约遭遇解构，村庄事务不同程度上被恶人、能人掌控，一些乡村甚至出现了暴力选举等背离民主的现象。在村庄外部场域，基层政府呈现缺位、越位状态。制定和执行村规民约需要基层政府的有效指导，但现实中基层政府的指导作用发挥失当，进而致使两种状况的发生：一种是基层政府对乡村制定村规民约的监管宽松软，引发政府缺位。另一种是基层政府过度干预村庄治理，村规民约要么被间接废止，要么仅在文件中落实。政府缺位使得村庄制定村规民约缺乏监督，导致部分村庄制定的村规民约偏离法律要求。政府越位使得村庄制定村规民约受到干预，有违村民自治民主意涵。第三，乡村人才外出。近年来，我国城镇化进程进一步加快。对于城镇化而言，乡村人口的有序进城有利于城乡经济双向发展。但问题在于，乡村人口回流能力和人才吸引能力较弱，20世纪末进城的农民工有着浓重的乡愁，他们大多愿意返乡养老，而“Z时代”农民工有着强烈的“脱村”意愿。由此，乡村人才外出致使乡村治理面临人才更替失序的尴尬境遇。
二、新乡贤的产生
新乡贤的产生条件。第一，物质条件。古代乡贤主要参与自身所属村落的事务管理，小农经济使得乡贤不必过多与外界交往，因此，古代乡贤的活动范围一般局限于所属村落。进入现代社会，市场经济冲破了小农经济的藩篱，城乡经济发展关系紧密，这从两方面为新乡贤的产生提供了物质条件。第二，政治条件。建国后，国家权力下渗到了乡村，社会力量难以参与乡村事务管理。改革开放后，国家权力开始上移，新乡贤获得了参与治村的政治条件。第三，技术条件。基于信息不畅且交通不便，古代乡贤很少接触城市，古代乡贤更多活跃于乡村。第四，历史条件。首先，贤能政治的传统文化为新乡贤产生提供了历史支撑。我国古代有着丰富的贤能政治文化，儒家等思想学派均推崇贤能政治思想。第五，社会心理条件。几千年来，中国人有着落叶归根的乡土情结，乡土情怀为新乡贤的产生提供了社会心理条件。改革开放后，乡村人口大量流入城市，他们虽在城市生活，但其思想观念仍具有浓厚的乡土性。年老后他们更愿为家乡建设贡献力量，这增强了他们的返乡动力。
三、以新乡贤赋能乡村治理
营造新乡贤文化。乡村场域拥有传统文化和现代文化，新乡贤有责任整合两者，推动形成新乡贤文化。首先，新乡贤要在乡村治理中积极传播现代文化。新乡贤可以推动举办文化下乡活动、村庄文艺活动助推现代文化融入乡村生活。其次，新乡贤要担当继承传统文化的使命。新乡贤要懂得审视传统文化，对于封建迷信等糟粕文化加以摒弃，对于“廉洁为官”等优秀文化予以传承。
培育新乡贤群体。第一，激活本土乡贤。本土乡贤经常在村生活，他们对村庄的归属感较高，主要是指一些宗族头人、老教师、致富能手等，他们拥有一定的道德素养和社会技能，且乐意为村庄出钱出力。要优化新乡贤群体的组织架构，创建新乡贤自我管理组织，优化组织决策与监督机制，制定组织管理规章制度。第二，培育后备乡贤。积极宣传新乡贤理念，激励更多的村庄贤达能人加入新乡贤群体。本土乡贤要扛起责任，运用组织平台力量和自身示范效应吸纳并培育后备乡贤，推动后备乡贤积极参与村庄事务，提升后备乡贤在村庄的自我认可度，从而为新乡贤群体积蓄后备力量。第三，外出乡贤属于新乡贤的后起之秀，主要包含一些在村外任职的官员、学者等。外出乡贤曾在村庄生活，对村庄保有内生情感，他们可以借助现代交通弥补不常在村的劣势，为乡村治理加持赋能。
参考文献：
[1]胡春华.建设宜居宜业和美乡村[N].人民日报,2022-11-15(006).
[2]贺雪峰.治村[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7.
（作者单位：内蒙古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 常凤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