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将碳达峰碳中和纳入生态文明建设理论框架的必要性
思想指引和理论支撑是走科学合理可行路径、较快较稳实现目标的关键。多年来，我国在应对气候变化、参与全球气候治理过程中尚未形成根植于本土、具有中国特色的理论体系。不同于发达国家，我国的碳达峰碳中和之路是实现碳减排和经济增长双赢之路，是不断满足人民群众对优美生态环境需要之路，是人与自然和谐共生之路。碳达峰碳中和与生态文明建设理论的内在联系，是将碳达峰碳中和目标转化为生态文明建设的具体行动方案。
1.碳达峰碳中和是实现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现代化的关键要素
现阶段，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之间的矛盾是生态文明建设所要协调的主要矛盾。根据联合国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的定义，碳达峰指在某一个时点，二氧化碳的排放不再增长达到峰值，之后逐步回落，是二氧化碳排放量由增转降的历史拐点。碳中和指的是一个经济体在一段时期内人为温室气体排放量与温室气体移除量之间达到平衡，即排放到大气中的温室气体净增长量为零。需要说明的是，碳达峰是二氧化碳达峰，碳中和则包括全部温室气体。由于甲烷、氧化亚氮等气体可通过全球变暖潜力值折算为二氧化碳，因此温室气体中和可等价于碳中和。碳中和是净排放量为零的一种状态，基本逻辑是通过“人为干预”清零“人为排放”，从而使大气中不存在人为活动增加的温室气体，本质上是对自然均衡状态的维护。实现碳中和目标的过程是平衡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关系的过程，从根本上看也是在协调人与自然的矛盾。在碳达峰碳中和目标的引领下，相应的生产生活方式都将出现前所未有的调整和转变。可以说，碳达峰碳中和是实现社会经济绿色低碳发展和生态环境源头治理的“牛鼻子”，是促使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推动生态文明建设迈上新台阶的强大动力。
2.碳达峰碳中和是构建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现代化的重要抓手
实现碳达峰碳中和要两手抓，一方面尽可能地减少碳排放量，另一方面尽可能地增加碳移除量。所谓碳减排，就是通过优化产业结构和能源结构、提高资源配置效率和资源利用效率等方式减少碳排放量。碳移除是吸收、捕集、固定并利用二氧化碳的过程，目的是使二氧化碳离开大气，重返生物圈、岩石圈、水文圈和土壤圈。碳减排和碳移除的种种环节需要多主体、多部门、多区域协同共治，同时需要更加广泛、更加深入地开展自然资源管理、生态保护和修复以及国土空间规划和用途管理。21世纪60年代是实现碳中和目标的时间节点，与之相近的是我国要在本世纪中叶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中国式现代化坚持走生产发展、生活富裕、生态良好的文明发展道路，是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这要求我们坚定不移贯彻以“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为核心的新发展理念，以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为引领，以能源绿色低碳发展为关键，走一条生态优先、绿色低碳的高质量发展道路。可以说，碳达峰碳中和目标为构建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现代化找到了契合点。因此要牵住“降碳”这个重要抓手，将绿色化、低碳化融入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的全方位、全地域、全过程。
二、碳达峰碳中和治理系统理论建构
实现碳达峰碳中和是一场广泛而深刻的经济社会系统性变革。生态文明视域下的碳达峰
碳中和治理系统理论包括哲学、经济学、管理学三个维度。首先，在哲学层面，要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理念。其次，在经济学层面，要构建生态文明范式下的气候变化经济学，刻画生态文明视域下社会经济和自然系统的交互状态。再次，要构建多尺度碳达峰碳中和管理体系，以系统思维实施多主体协同治理。碳达峰碳中和管理面临这样一个关键性的管理科学问题：如何给出权衡长期经济发展和应对气候变化的最优路径，制定不同时间段、反映“轻重缓急”的应对方案，在“实践--认识--再实践--再认识”循环往复的过程中提升碳达峰碳中和管理水平，增强减缓和适应气候变化的能力。
1.哲学层面：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理念
碳达峰碳中和涉及多个领域，需要协调多种矛盾。这些矛盾相互交织、互相作用，对相关机制设计提出了极大挑战。其中“坚持人与自然和谐共生”是实现碳达峰碳中和目标的前提条件和根本遵循；“坚持绿色发展”是根本路径；“坚持系统治理”是方法指南；“坚持以人为本”是价值取向；“坚持多边主义”“坚持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原则”是开展碳达峰碳中和国际合作要坚持的方向和原则。
一是“坚持人与自然和谐共生”以协调人与自然之间的矛盾。“坚持人与自然和谐共生”这一理念，将人与自然的关系置于新的哲学高度：一方面强调生态系统各要素是生命共同体，要尊重并维护山水林田湖草沙冰等子系统的平衡；另一方面协调人与自然的利益，强调人与自然是生命共同体，点明保护自然就是保护人类。正是认识到“地球是全人类赖以生存的唯一家园”，人们开始对传统工业文明发展道路进行反思，摒弃只顾人的利益、罔顾自然利益的不可持续道路，为推动“双碳”工作奠定了认知基础。
二是“坚持绿色发展”以协调发展和保护之间的矛盾。“绿色发展”要求生产生活方式是清洁的、低碳的、可持续的发展模式。“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理念超越了人类中心主义与生态中心主义的争论，强调发展和保护的关系不是“二元对立”而是“辩证统一”。碳达峰碳中和之路，不是以低增长换取低排放之路，而是通过发展低碳和零碳的绿色技术和产业体系，实现高的增加值和高的增长速度之路，是实现降碳和增长的双赢之路。“坚持绿色发展”是发展观的一场深刻革命，为推动“双碳”目标的实施提供了战略路径。
三是“坚持系统治理”，协调整体和局部之间的矛盾。生态系统的整体性要求我们从系统工程角度寻求治理修复之道。系统治理的目标是多主体协同发展，既包括时间协同、空间协同，同时也包括要素之间的协同。缺乏系统思维容易导致只看眼前不看长远、只顾个人利益忽视集体利益、只顾局部不顾整体，会大大增加生态环境治理的时间成本和经济成本，影响最终目标的实现。碳中和是一个以国家为单位的整体目标，不是一个企业、一个地区实现净零排放了就叫碳中和，而是2060年前全国总排放量的清零，因此相关政策设计需要全局性视野、多主体参与、跨区域协调和长周期规划。这就要求将系统观念贯穿碳达峰碳中和管理始终，使各行业、各地区、各主体发挥最大效能、实现最和国际合作要坚持的方向和原则。
四是“坚持以人为本”以协调个人与社会的矛盾、当代人和未来人的矛盾。以人为本是中国共产党人的执政理念和价值追求。“良好生态环境是最公平的公共产品，是最普惠的民生福祉”，要不断满足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态环境的需要，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的生态环境权益。这就对碳达峰碳中和提出了新的要求。即在减碳的同时，实现发展经济、创造就业和消除贫困的协同增效。“坚持以人为本”既包括“当代人”又包括“未来人”。越早实现碳中和，给子孙后代留下的排放空间越大、留下的生态环境安全性越高。现阶段气候变化的治理措施和成本能在很大程度上避免将来对后代人的危害，因此当代人必须清偿“生态环境欠账”。坚持以人为本的碳达峰碳中和管理过程也是在绿色发展和绿色转型的过程中追求代际公平和代内公平的过程。
2.经济学层面：构建生态文明范式下的气候变化经济学
气候变化问题是一个经济问题，需要综合考虑碳减排和经济发展之间的关系，并在二者之间寻求平衡。工业文明发展范式下的西方气候变化经济学，主要通过搭建气候经济模型来模拟“人--生态”两个系统的交互关系，模型包括社会经济模块和自然系统模块。通过引入大气碳浓度状态转移方程形成两个模块之间的双向循环，用以解释社会经济系统在运转过程中产生二氧化碳，二氧化碳使得生态系统发生变化，这种变化再反过来影响经济系统这样一个链条关系。其中，社会经济模块是建立在索罗经济增长模型的基础上的，内生变量是劳动力、资本、技术进步、人口增长、制度创新等传统经济增长影响因素。在宏观经济分析中考虑了气候变化的外部性，这是西方气候变化经济学的创新之处。但是这样一种循环关系，无法体现“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理念，也无法刻画生态文明视域下社会经济和自然系统的交互状态。
3.管理学层面：构建多尺度碳达峰碳中和管理体系
关于如何统筹兼顾，全方位、全地域、全过程开展生态文明建设，习近平同志提出“要从系统工程和全局角度寻求新的治理之道”。综合来看，碳达峰碳中和涉及总体规划、责任分担、路径预判、方案设计、综合评估等多个管理环节，其管理理念、政策设计、执行方案等需要全球性视野、多主体参与、跨区域协调、长周期规划。我国应站在人类命运共同体的高度，以全球福利改善为目标，在巨大的不确定性和随机性中进行全局优化。构建涵盖“时间--空间”两个维度、贯穿“全球--国家--地区--企业--居民”等多个层次的碳达峰碳中和管理体系，对目标、行动、工程、技术等内容开展科学管理，助力碳达峰碳中和目标的实现。
实施多主体协同治理，可以在很大程度上解决目前气候治理进程中的诸多问题。从空间维度看，协同治理涉及横纵两个方向。纵向协同是指政府主体内部的协同，横向协同是指政府与市场、社会等非政府主体的协同。从纵向看，受资源禀赋等因素的影响，区域之间减排成本和潜力各不相同，造成地区间减排难度存在差异。因此，需要基于区域异质性的客观现实，在全国一盘棋的工作思路下，各省市自治区因地制宜制定差异化行动方案，设计兼顾减排效率与区域均衡发展的“双碳”方案。从横向看，企业和公众是减排行动的参与主体，其积极性决定了政策实施效果，直接影响减排整体成效，因此，需高度激活和重视企业在应对气候变化中的作用。从时间维度看，协同治理需要兼顾代际之间的成本与收益。减缓气候变化带来的收益要在远期才能看到，而减排费用却要在当下支付。若出于短期经济发展的考虑，是不划算的，但气候治理是一个长期的工作，后代人需要承受全球变暖的后果，如果现阶段针对气候变化采取治理措施，能在很大程度上避免生态恶化对后代人的危害。因此，碳达峰碳中和管理政策设计也需要将代际公平纳入进去。
三、以碳达峰碳中和管理理论支撑碳达峰碳中和战略决策的落实
1.以多尺度碳达峰碳中和管理体系开展差异化治理
国家整体目标能否落实取决于政策执行者的行动力度和政策参与者的行动意愿。在我国的组织结构和国家政权体系中，县一级处在承上启下的关键环节，是政策执行主体。但是现有碳达峰碳中和目标为全国尺度，没有考虑地区差异。如果碳达峰碳中和目标仍按照原有节能减排“双控双降”指标分解方法，不能充分实现差异化治理，无法调动地方政府力量主导碳达峰碳中和实施。此外，由气候变化物理特性所决定，在碳达峰碳中和管理过程中若局限于行政区划，地方间彼此割裂开展工作，容易陷入地方保护主义，无益于治理工作的落实。因此，应坚持系统思维、问题导向，结合地区资源禀赋、经济发展条件、温室气体控制现状，编制与各主体能力相符的多尺度中长期减排责任清单。“差异化”还表现在政策工具的选择上。为打破行政边界，应协调好政府和市场之间的关系，充分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激发社会微观主体的动力和活力，推动资源配置实现效益最大化和效率最优化。
2.以系统思维提升碳达峰碳中和管理效能
从管理层面看，提升治理效能在中长期发展规划中的地位和作用日益凸显，是提高碳达峰碳中和管理能力、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实现高质量发展的必由之路。提升碳中和管理效能应把握碳达峰碳中和问题的整体性和系统性。
一是注重系统的重点突破与整体推进。就我国而言，当前碳排放主要来源于化石能源的利用过程。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气候变化第二次两年更新报告》，能源活动是我国温室气体的主要排放源，约占二氧化碳排放总量的86.8%。能源活动中，化石能源又占有重要地位。能源结构能否成功转型直接关系到“双碳”目标的实现。我国能源消费主要集中在工业部门，工业能源消费量占能源消费总量比重已经多年维持在70%左右，高能耗、高污染、低附加值的钢铁、水泥、化工等高耗能产业是导致工业能耗居高不下的重要原因。从这个角度来看，高耗能产业的用能需求才是促使我国能源需求持续上升的根源。因此，要构建清洁低碳安全高效的能源体系，同时，实施重点行业减污降碳行动，以能源行业重点突破推动整体减排。
二是注重系统各要素之间的协同性。目前，大部分政策和相关研究聚焦在排放端，尤其是能源领域。要素之间是协同联动的，在关注重点行业的同时也不能忽视其他相关产业。下一步应更加关注两个领域：一是推动非碳技术的政策，二是生态建设等固碳政策。此外，还可以考虑以扩大能源绿色消费的市场带动能源生产革命。只有消费者的意识转变了，能源绿色消费的市场需求起来了，并通过市场机制传导到生产侧，才能带动绿色电力生产的良性和可持续发展。可以通过立法和政策引导、舆论宣传方式等倡导全面绿色消费理念、引导绿色消费行为。
三是注重过程监督与评价考核。将碳达峰碳中和战略的实施全面纳入生态环境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水平建设，注重对碳达峰碳中和政策执行进行全过程监管。制定相关的分级考核目标体系，定期适时评估减排、增汇成效。对党委领导、政府主导、企业主体、社会组织和公众共同参与的现代环境治理体系，一体谋划、一体部署、一体推进、一体考核的制度机制的落实情况进行及时评估督导，强化碳排放审计与生态环保督察联动机制，动态透明公开监管。另外，应尽早建立系统的监测、计算、报告、核验的标准体系，评估我国的碳收支情况。一方面做到心中有数，为政策的制定和调整提供依据，另一方面可为我国参与国际气候合作和国际气候谈判提供决策支持。
邵翔 中共连云港市委党校科技文史教研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