习近平总书记在第七十届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中首次提出全人类共同价值，“和平、发展、公平、正义、民主、自由，是全人类的共同价值，也是联合国的崇高目标”。此后，党的二十大把弘扬全人类共同价值写入《中国共产党章程（修正案）》，成为全党乃至全国人民的共同遵循。全人类共同价值旨在探寻蕴含在不同主体利益与价值需求中的共性因素，呼应人类对幸福生活和美好世界的向往，彰显了中国共产党于百年变局中作为马克思主义执政党的全球视野和大国担当。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始终坚持与世界各国人民命运与共，在深刻洞悉世界发展大势和时代潮流演变中把握前进方向，秉持天下胸怀，凝聚中华智慧，促进了世界各个国家和民族的共同发展，确立了新的价值立场、价值观念和价值方法，表达了中国同世界的相处之道，亦提供了对全球性矛盾和问题的破解之道，深入回答了“人类社会向何处去”重大时代课题。
一、全人类共同价值肇始于马克思主义的指导思想
（一）唯物史观滋养全人类共同价值的生发境遇
从历史演进的宏大视角来看，全人类共同价值是在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两种制度、两种意识形态长期并存、相互碰撞的时代背景下逐渐形成的。历史有其不可逆转的规律，只有紧跟历史大势，积极适应变革，主动引领变革，我们才能与时代并驾齐驱。与“普世价值”截然不同的是，全人类共同价值不忽视人类社会发展的一般规律，它深刻认识到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之间的辩证关系，它拒绝将西方某一特定阶段的现代化价值观强加于全球，摒弃了排他性的立场。全人类共同价值始终立足于现实，从现实的人、现实的生产力和生产关系出发，致力于凝聚共识、超越分歧，推动合作共赢而非一统独霸，倡导协商共建而非渗透颠覆，它是一种深刻把握历史主动、充分尊重历史规律的先进的历史观。
（二）唯物辩证法诠释全人类共同价值的本质内涵
全人类共同价值体现了文明发展进程中普遍性与特殊性的辩证统一关系，是世界人民价值追求的“最大公约数”。一方面，全人类共同价值的普遍性，强调我们与其他民族和国家拥有共同的目标。它超越了地域、民族、宗教和文化的界限，具有普遍适用性和广泛认同性。这些价值包括但不限于和平、发展、公平、正义、民主、自由等，它们是推动人类文明不断进步的重要动力。另一方面，在世界历史舞台上，各种文明和意识形态争奇斗艳、百花齐放，呈现出人类文明的差异性和特殊性。这些差异和特色使得每个文明都有其独特的价值体系和行为模式，但同时也为全人类共同价值的丰富和深化提供了重要的资源和动力。
二、全人类共同价值根植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基因
（一）“和平、发展”的和合理念为全人类共同价值提供基本遵循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蕴含着以和为贵、好战必亡的和平理念，以及协和万邦、亲仁善邻的外交之道。《礼记·礼运》曰：“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天下为公”的政治理念超越了狭隘的国家界限，深刻揭示了天下乃是全体人民共同拥有和治理的，意味和平、共享应贯穿于世界每个角落。其次，墨子以身践行“天下兼相爱则治，交相恶则乱”，“若使天下兼相爱，国与国不相攻”（《墨子·兼爱》）的和平观，奔走呼号，化解冲突，制止战争。穷兵黩武、厉兵秣马的好战思维湮没于中华文明的泱泱历史长河，而好战必亡、兼爱非攻的和平追求已经深深培植于中华儿女的基因之中。“克明俊德，以亲九族；九族既睦，平章百姓；百姓昭明，协和万邦。”（《尚书·尧典》）称赞尧帝治理家国、安定内政与外交的卓越才能，体现了他在协调各国关系上的高超智慧，使得国内外皆能达到和谐安宁的盛世景象。
各国的共同发展是保持世界和平的先决条件，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基因宝库里蕴含着许多发展因素。发展的理念在《周易·系辞上》中体现得最为显著：“富有之谓大业，日新之谓盛德，生生之谓易”，意思是广泛创造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叫做弘大功业，持续永远的日日增新叫做盛美德行，万物在道的推动下，不断繁育兴盛，生生不已，此即变易的本质。再者，“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道德经·第四十二章》），亦凸显发展是在质上万象更新的飞跃。中国“一带一路”的合作倡议鲜明地呈现了“万物并育而不相害，道并行而不相悖”的发展理念，其价值趋向正在于认为万事万物能一同发育成长而不相危，各种行为准则能一同遵循而不相悖，体现了中国人互惠互利、合作共赢、共同发展、互相尊重等开放包容的价值观念。
（二）“公平、正义”的共同目标为全人类共同价值凝聚价值共识
就公平而言，“天地不仁以万物为刍狗”（《道德经·第五章》），“天地与我并生，万物与我为一”（庄子《齐物论》），“不患寡而患不均，不患贫而患不安”（《论语·季氏》），朱熹将“均”解释为“各得其分”，都蕴藏着宇宙万物平等共生的哲理。这些古代智慧均蕴含着对宇宙万物平等共生的哲思，为全人类共同价值的提出提供了有益借鉴。“鳏寡孤独废疾者皆有所养”“黎民不饥不寒”等关爱社会弱势群体的理念也在全人类共同价值中得以参考及延伸。其次，孔子“有教无类”的主张，强调教育不分高低贵贱，人人皆有受教育的权利。中国对弱势群体、区域与发展中国家教育的扶持，有助于改善个体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能力，发挥教育在促进人类共同福祉过程中的特有功能。
就正义而言，儒家提出“君子义以为上”，义被置于极高的位置，并辩证地分析了“义”与“利”的关系：一是“义”与“利”是对立的，且“义”高于“利”，反对见利忘义，如“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论语·里仁》）和“不义且富贵，于我如浮云。”（《论语·述而》）；二是“利”可细分为公利和私利，公利彰显了对社会的深切关怀和集体利益的至上追求，旨在“博施于民而能济众”，广泛惠及每一位社会成员。而私利并非被完全扫除廓清，相反，私利是“义”之基石。在合理的范畴内，私利的追求是正当且必要的，如“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孟子·尽心章句上》）。在国际交往准则上，全人类共同价值可拷于“国不以利为利，以义为利也”（《礼记·大学》），强调治理国家不应以财富和利益为着眼点，应该着眼于仁义。
（三）“民主、自由”的民本思想为全人类共同价值涵养精神认同
在中华文明中，“民主”可最早溯源于《尚书》：“天惟时求民主”“民之所欲，天必从之”，其在宇宙层面视人民所向为天的意志，这就把人民放在了很高的位置。《尚书》还曰：“皇祖有训，民可近不可下，民惟邦本，本固邦宁。”这就是最著名的“民本”思想。唐太宗始终坚持以民为本，作为治理国家的核心原则：“凡事皆须务本。国以人为本，人以衣食为本，凡营衣食以不失时为本。”其中的核心主张就是，万事都必须致力于根本，国家须以民为本，方能政通人和、国富民强。“以民为本”不仅认为人民的意志合于天的意志及人民是治理国家的基本，而且还通过对比民、君和社稷三者之间的关系强调重民、贵民、爱民，如“君者，舟也；庶人者，水也；水则载舟，水则覆舟”（《荀子·王制篇》），“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孟子·尽心下》）。
中国古代先贤高度强调人的自由，中国自由的思想根植于对人的重视。《论语·颜渊》言“为仁由己”，意指实行仁德，完全在于自己。孔子曾言：“三军可夺帅也，匹夫不可夺志也”，道出了人的意志之独立与自由，表明个人的坚定意志，乃是他人所无法剥夺的宝贵财富。然而“从心所欲，不逾矩”（《论语·第二章·为政篇》），意指跟随着自己的心意并且做任何事情都不出规矩，这里强调自由的前提是符合仁德、礼等道德行为规范。在博大精深的华夏文明里，自由的最高境界即对当下的自己的认同及对他人保持尊重，如“其为人也，发愤忘食，乐以忘忧，不知老之将至云尔”“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己欲立而立于人，己欲达而达人”等如此自持自信、开放自由的价值资源为全人类共同价值提供了宏大的世界格局。
三、全人类共同价值孕育于中国共产党人的天下胸怀
中华民族历来讲求“天下大同”和“民胞物与”，憧憬“和合共生”的理想社会。中国共产党更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忠实传承者与弘扬者，以“大道之行，天下为公”的宽广胸怀，积极主动地同世界各民族进行文化交流和交往。党的十六届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党的百年奋斗重大成就和历史经验的决议》将“坚持胸怀天下”作为党的百年奋斗历史经验之一，并指出：“党既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也为人类谋进步、为世界谋大同。”在党的百年奋斗历史过程中，“坚持胸怀天下”的历史经验贯通历史、当下与未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中国共产党人，深刻汲取历史智慧，紧密结合中国实际，勇担为世界谋大同的重任，为全人类的共同未来贡献了中国智慧和中国方案。
新时代新征程，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以实际行动呼应了中国共产党人的天下胸怀。从经济角度来看，中国共产党人的天下胸怀体现在其对于全球贫困问题的关注和解决上。中国通过精准扶贫、精准脱贫等措施，成功实现了农村贫困人口的全部脱贫，同时也积极参与国际减贫合作，为其他发展中国家提供援助和支持，展现了负责任大国的担当。从文化角度来看，中国成功申办两次奥运会、举办世博会、创办孔子学院，以文明交流互鉴破解“文明冲突论”，以中国式现代化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创造了人类文明新形态，展现了可信、可爱、可敬的中国形象。从治理角度来看，中国始终坚持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奉行独立自主的外交政策，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积极支持联合国各项行动，坚持多边主义，积极参与国际合作，共建“一带一路”为畅通国际循环带来了新的机遇。从医疗卫生角度来看，中国共产党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团结带领全党全国各族人民同心抗疫，有效控制国内疫情后和世界分享抗疫经验和物资，积极开展疫苗国际研发合作，全力支持世界卫生组织工作，大力构建人类卫生健康共同体。从生态环保角度来看，党中央提出要坚持人与自然和谐共生。此外，中国坚定支持和落实《巴黎协定》，并提出“双碳”战略目标，成为全球生态文明建设的重要参与者、贡献者、引领者。
（作者单位：山东建筑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 王淑琴）
